工作人员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馈源舱内作业。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2013—2023年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共有三个独立的钻探平台：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日本“地球号”大洋钻探船和欧盟的“特定任务平台”。图为“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停靠在上海南港码头。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首台天线样机启动仪式。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在蔚蓝的大海中，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正在钻探地球的岩石；仰望浩瀚的星空，多国参与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一旦建成，人类将会了解更多关于宇宙起源的奥秘；回归人类自身，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在解开遗传的秘密，被誉为“人造太阳”的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正在寻找新的清洁能源。多年来，世界各国组织了数十个这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携手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其中一员，不仅早已参与其中，而且随着科研实力的提升，已经具备在这一考验创新实力的大舞台成为“领舞者”的潜力。顺应这一潮流，国务院近日印发了《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4月3日，科技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这一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携手解决全球关键科技挑战
截至2018年，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已经年满50岁，这个于1968年诞生的大科学项目在全球各大洋钻井4000多口，取芯40多万米，参与国家多达20多个。与该计划类似，各类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都具有投资强度高、多学科交叉、实验设施设备昂贵且复杂、研究目标宏大等特征。“其复杂程度、经济成本、实施难度、协同创新的多元性等都往往超出一国之力，需要通过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来实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说。
尽管投入巨大，但收获也颇为丰富。以国际地球观测组织这项大科学计划为例，国家遥感中心主任王琦安介绍说，我国作为其创始国，与欧盟、美国等共同建设了全球农情监测系统。“我国开展了对全球大宗粮油作物长势监测和信息的发布，提高了粮油交易市场透明度。”王琦安说，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加强全球农业监测，为保证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围绕着物质科学、宇宙演化、地球系统、能源、材料等探索未知或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领域，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已经成为解决全球关键科学问题的有力工具，作为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领域的全方位拓展，沿着追求原创性的路径不断前行。“这些科学计划和工程对于推动世界科技创新与进步、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在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看来，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与世界各国携手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既能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科技创新和进步。这是“为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借力全球资源提升中国创新能力
时至今日，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已经被视作世界科技创新领域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世界科技强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本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合作平台。
“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聚集全球优势科技资源的高端平台，有利于面向全球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叶冬柏看来，这对于我国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团队和良好机制，打造高端科研试验和协同创新平台极为有利，能够“带动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向并跑和领跑为主转变。”
据罗德隆介绍，十年来，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中来自中国的职员数量持续上升，目前已突破70人，仅次于欧盟，并培养了多位长江学者，吸引了一批海外千人计划入选者归国。这些人才归国后，在核聚变研究领域引发了“蝴蝶效应”，目前已有超过3400名科学家、2700名学生加入到我国磁约束核聚变技术领域的研发团队中。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有重点选择参与了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地球观测组织和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一些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推动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逐步实现了由学习跟踪向并行发展的转变。而这些带动了我国国内建设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数十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些为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王琦安说，在他看来，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经历最大的收获是“心态更加开放，一方面为破解世界难题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享受分享科研成果的喜悦；另外一方面也积累了沟通的智慧和管理的经验”。
以全球视野谋划未来科技方向
从“参与”到“牵头”，两个字的变化意味着视野从聚焦中国拓展到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这是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定位，根据《方案》，我国将坚持中方主导、前瞻布局、分步推进、量力而行的整体思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升战略前沿领域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打造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新平台。
在罗德隆看来，要做“领舞者”，还要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要牵头组织，首先要能够聚焦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选择出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共鸣的项目。其次，要具有吸引别国参与的国家影响力，同时如何协调各国利益，管理来自不同文化的团队也是很大的考验。”
尽管不容易，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承担该负有的国际责任的决心坚若磐石。根据《方案》，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将面向2020年、2035年以及本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到2020年和2035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前，分别培育3~5个和6~10项目。在2020年还启动1~2个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初步形成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机制做法，而到2035年则要启动培育成熟项目，形成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初期布局。
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培育若干项目，启动培育成熟项目，我国原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在国际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为全球重大科技议题作出贡献的目标。
号角已经吹响，前行的脚步不能迟疑。据叶冬柏介绍，这项工作将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原则，与面向2030年的重大科学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研究布局统筹协调。在具体领域方面，叶冬柏表示：“将围绕物质科学、宇宙演化、生命起源、地球系统、环境与气候变化、健康、能源、材料、空间、天文、农业、信息以及多学科交叉领域遴选具有合作潜力的若干项目进行重点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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